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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千古英雄人物】唐太宗(9) 贞观伊始
第三章 圣皇登基 兴邦文治
玄武门之变后,太宗执掌朝政,武德九年八月八日(626年),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,禅让帝位于太宗。太宗力辞不受,致《陈让禅位表》。高祖手诏再表禅让帝位于太宗,太宗不敢再辞,接受帝位。
第一节 贞观伊始
大赦天下
八月九日,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为帝,同日大赦天下,免除关内及蒲、芮、虞、泰、陕、鼎六州田赋和捐税二年,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。
太宗《即位大赦诏》:
“惟天为大,七政所以授时;惟辟奉天,三才于是育物。故能弥纶宇宙,经纬乾坤,大庇生灵,阐扬洪烈。我大唐诞膺嘉运,载协昌期,丕受龙图,肇开凤纪。太上皇徇齐作圣,睿哲钦明,奄有八荒,光宅四表。牢笼轩昊,跨蹑殷周,金镜俯临,玉烛遐被。然而至德弗宰,成功不居,高谢万邦,委兹重器。郊禋旷典,士民翘属,钦惟宗社,义存享献。朕以寡昧,实膺统绪,辞不获免,式纂洪业。灵命既臻,用升宝位,君临兆庶,继轨百王。若涉大川,罔知攸济,方资令哲,共康治道。今绍祚伊始,奉答天休。思敷惠泽,被于黎献。可大赦天下。”
其大义为:惟天为大,日月五星所以记录天时以告民众。惟君奉天,天、地、人三才于是育万物。故能涵盖宇宙,治理乾坤,福泽生灵,发扬功业。大唐应运而生,龙凤呈祥。太上皇禅让皇位与我。继承帝位伊始,大赦天下。
为国之基
登基后,太宗着手规范体制,教化臣民,开启大唐新天、新地、新人、新篇章。首先,太宗诏示臣民遵道重德,讲求笃实,即做真实之人。武德九年十一月,太宗颁《谕崇笃实诏》:
“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;为国之基,德归于厚,自有隋驭宇,政刻刑烦,上怀猜阻之心,下无和畅之志。遂使朋友游好,庆吊不通,乡土联官,请问斯绝。至有里门相接,致胡越之乖;患难在身,忘救恤之义。风颓俗弊,一至于此,化民以德,岂斯之谓。朕纂历膺斯,思宏至道,因兆民之所赖,求万国之欢心。凡厥庶寮,咸使辑睦,君臣之际,期于无隐,永言前失,特宜敦励。自今内外官人。须相存问,勿致疑阻。有遇疚疾,递加询问,为营医疗,知其增损,不幸物故,及遭忧恤。随事慰省,以申情好,务从笃实,各存周厚。朝廷无拘忌之节,交游有久要之欢,遵道而行,率履不越。斯则上下交泰,品物咸亨,惠政所加,达于四表,布告天下,咸知朕意。”
善待众生
武德九年,太宗命纵禁苑鹰犬,罢四方贡献,听百官各陈治道,政令简肃,中外大悦。是年八月,太宗颁《宫女诏》:“宫女众多,幽閟可愍,宜简出之,各归亲戚,任其适人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一百九十一)贞观二年,太宗善待众生,又发诏收埋死亡将士及人民骸骨,使其得享安宁。
《收埋骸骨诏》:
“隋运将尽,群凶鼎沸,干戈不息,饥馑相仍,流血成川,暴骸满野。朕往因军旅,周览川原,每所临视,用伤心虑。自祗膺宝命,义切哀矜,虽道谢姬文,而情深掩骼。诸有骸骨暴露者,宜令所在官司,收敛埋瘗,称朕意焉。”
太宗即位为帝,改年号贞观。太宗在《改元贞观诏》中曰:“朕遐观方册,历选前王,大道既隐,至公斯革,莫不思树风声,用隆鼎命。太皇膺箓受图,功成治定,鄙圣人之余事,顾天下而窅然。永言俗累,高居物表。爰以大宝,俯授微躬。自肃奉神器,亟移灰律,属三正在旦,万国来庭,长世之术既宏,惟新之命方始,体元居正,今则其时。可改武德十年为贞观元年。”
自汉武帝首次使用年号之后,历代帝王往往以年号彰显其“受命于天”之使命,宣示其安邦定国精要,祈赐国泰民安、江山永固等上天福佑。《周易?系辞传下》:“天地之道,贞观者也。”太宗朝以“贞观”为年号,为后世展现天地宇宙之道。其正大光明、海纳百川之恢弘气度,果然如天地宇宙之道,历世弥久,非天地宇宙之道不足以命名之。
贞观初,魏徵建议太宗施行帝王道,仁德之政,教化百姓以修身养德为重;而封德彝等人则建议太宗使用法律及霸道来管理国家。太宗采纳了魏徵建议,内道外儒,顺天意、大道而行管理国家、全方位教化世人。让大唐臣民在各行各业重德、讲善、求笃实,修身养性,行行皆可升华至臻,成为好人,在短短几年时间就使大唐呈现太平盛世。
太宗与群臣讨论怎样制止盗贼。一些大臣请实施重法以禁之,太宗笑曰:“民之所以为盗者,由赋繁役重,官吏贪求,饥寒切身,故不暇顾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,轻徭薄赋,选用廉吏,使民主食有余,则自不为盗,安用重法邪!”又经常对侍臣说:“君依于国,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,犹割肉以充腹,腹饱而身毙,君富而国亡。故人君之患,不自外来,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费广,费广则赋重,赋重则民愁,民愁则国危,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,故不敢纵欲也。”
贞观辉煌二十三年,太宗引领大唐皇朝众生走上一条励精图治之路,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。太宗轻徭薄赋,疏缓刑法;知人善任,虚怀纳谏;锐意经史,借鉴前代成败;斥弃群小,不听谗言;君臣同心协力,共同治理国家;国政清明,经济繁荣,文化昌盛,社会稳定,民生富庶,人口增长,无不显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之骄人成就。灭东突厥、定吐谷浑、恩和吐蕃、威征高昌、讨高句丽、克薛延陀,四夷宾服,万国来朝,举世知晓大唐帝国在武功方面成就之赫然战绩。因而被称为“贞观之治”,成为后世帝王治国之典范,受到历代盛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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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千古英雄人物】唐太宗(10) 分权法制
第二节 分权法制
三省合议
唐时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三省六部制。中书省发布命令,门下省审查命令,尚书省执行命令。政令形成,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,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,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。诏书发布前,必须送门下省审查,门下省认为不合适,可以拒绝“副署”。诏书缺少副署,依法不能颁布。只有门下省“副署”后诏书才成为朝廷正式法令,交由尚书省执行。此三机构分工合作、互相制约的制度称为“三省合议(驳议)制”。其最突出点即是立法、审查、行政“三权分立”。太宗规定自己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“副署”后才能生效,保证诏令可行性,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。
太宗注重法治,“法者非朕一人之法,乃天下之法”(《贞观政要?公平》),法律制定后,太宗以身作则,带头守法,维护法律划一和稳定。
审慎法令
鉴于隋炀帝“法令尤峻,人不堪命,遂至于亡”之教训,太宗主张“宽简刑政,审慎法令”。房玄龄等人受诏修定《唐律》,他本着太宗“务在宽简”精神,拟定律文五百条、刑名二十等。与隋朝旧律相比,减去大辟(死刑)九十二条,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,而且改绞刑为断右趾,取消鞭背酷刑,其余删繁就简,改重为轻者甚多。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,编成《唐律疏议》一书。
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,但量刑时则反复思考,慎之又慎。唐制规定,判死刑,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,在各州要三复奏。他说:“人死不能再活,执法务必宽大简约。”由于太宗苦心经营,贞观年间法制情况极佳,犯法人少,被判死刑者更少。据载贞观三年,全国判死刑者二十九人,几乎达到当时社会治理最高标准——“刑措”,即可以不用刑罚。
甄权,隋末唐初著名医学家,善于针灸。公元621年,太宗平定河南,派李袭誉出任潞州地方官。甄权作为医生也成为李袭誉随行征士之一。贞观初年时,李袭誉官拜少府监。太宗命他主持将甄权之《明堂人形图》加以校订、充实,且经甄权审定。贞观五年,官方修订图文并茂之《明堂针灸图》完成,并呈太宗御览。
太宗仔细看罢《明堂针灸图》,发现人体胸、背部为五脏经脉穴道集中之处,而臀部穴位则较少。太宗由此想到,鞭打刑法中,在隋唐时有五刑,分为死、流、徒、杖、笞,其中笞刑最轻,以竹板或小荆条抽打背部或臀部,从十下至五十下,分为五等。笞刑虽然最轻却隐藏危险,鞭背有可能将犯人误打致伤残或死亡。因此,太宗为避免打死罪犯,下令以后官衙行笞刑时只可打臀部,不可以打胸、背部。自此之后,公堂之上责打犯人皆只棒打臀部。
死囚守信
贞观六年十二月末(632年),太宗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监狱时,想到年节将至,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,不能和家人团圆,心生怜悯,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囚犯释放回家,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。要求死刑犯守信用,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刑,似乎天方夜谭!然而,出乎人们意料,贞观七年(633年)九月,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、无人押送情况下,“皆如期自诣朝堂,无一人亡匿者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四)太宗以诚信教化、感化众生,即使死刑犯人亦为之感化,奉守信誉,自愿返回受死。太宗最后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处理,传为千古美谈。
第三节 立国治本
为政务本
太宗《政本论》:
“为政之要,务全其本。若中国不静,远夷虽至,亦何所益。隋炀帝纂祚之初,天下强盛,弃德穷兵,以取颠覆。颉利近者足为疆大,意既盈满,祸乱斯及,丧其大业,为臣于朕。叶护可汗亦大强盛,自恃富贵,通使求婚,失道怙乱,奄至破灭。其子既立,便肆猜忌,众叛亲离,覆基绝嗣。朕虽不能远慕尧舜禹汤之备,目睹此辈,何得不诫惧乎。”
其大意为:管理国家最重要者为注重国之根本。如本国不安定,他方有助,亦不会有益处。隋炀帝篡权之初,国力强盛,但他弃德,穷兵黩武,自取灭亡。近说颉利,也算强大,得意洋洋,祸乱来临,丧权失国,降于大唐。叶护可汗亦是如此。我虽不能远慕尧舜禹商汤等之治,目睹眼前这些教训,怎能不警诫呢?
置官贵精
贞观元年(627年),太宗对房玄龄说:官员贵精不贵多。滥竽充数官员,如同画地作饼,徒劳无益,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。要编定官员职数,据此裁汰官员。房玄龄立即行动,将全国文武官员定编为六百四十人(此前为二千多人)。《新唐书?百官志》载:“太宗省内、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。”“省内”是指中央部门,“外官”是指地方要员。
国策需法律制度保证。《唐律疏仪?职制》规定:“诸官有员数,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,一人杖一百,三人加一等,十人徒二年;后人知而听者,减前人置等一等;规求者为徒坐,被征者勿论。”唐朝对中央和地方,通过编制“职员令”,实施官吏总量限制。如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,就要动用刑法。超编一人,打长官一百大板;超三人,罪加一等;超十人,处徒刑二年。后任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,比照前任罪行减一等查处。对于违规求官人,处以徒刑。被迫违规做官者,不予处罚。依法行政,太宗成功解决官吏数量问题。
除解决官吏数量,太宗对官吏品德质量同样极为重视。贞观三年(629年),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:选择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说会道,而不察其品行。否则,数年之后,其劣迹彰显,虽处其刑罚,但当地百姓却已深受其害。“比见吏部择人,惟取其言词刀笔,不悉其景行。数年之后,恶迹始彰,虽加刑戮,而百姓已受其弊。”
贞观六年,太宗对魏徵说:用人之难在于识人。用了正人君子,则好人能得到劝勉;用了恶人,行为不端之人就会争相钻营。“用得正人,为善者皆劝;误用恶人,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,无功者自退;罚法其罪,为恶者戒惧。故知赏罚不可轻行,用人弥须慎择。”
太宗专为作官之人写下《禁官人违律诏》,禁止官人违反法律,要奉公守法,如违法,点名通告。“朕恭膺宝命,抚临率土,永鉴前王,宪章典故……自今以后,官人行事与律乖违者,仰所司纠劾,具以名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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